追忆在利国铁矿的青春岁月

口述：王殿和  整理：王少鹏

1929年我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村里集镇南花夼村，家乡地处蓬（莱）、黄（龙口）、棲（霞）三县交界的山区，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被人称作“一脚踏三县，鸡鸣三地闻”。这里山深路隘交通闭塞，在战争学上属于易守难攻的地形，抗战时期日军未能侵占，是我党和军队的根据地，也称“老解放区”。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我从小接受党的教育，再加上父辈都是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十岁就在镇中心小学加入了儿童团并被推选为儿童团长，跟着区、乡干部开展抗日工作；1945年初被选派到区里担任青救会长。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按照当时确定的“共产党员、初中文化、18岁左右”三个条件，1948年我被选拔参加南下干部培训，到胶东工业学校学习军工专业。1950年6月经华东工矿部选调，由陈振鳌带队和一起参加培训的同学刘希伦等同志来到利国铁矿，开启了恢复建矿的工作历程。

初到利国铁矿，呈现在眼前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因反动势力煽动挑起“罢工事件”的影响，生产遭到破坏、治安秩序混乱、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党委和主管部门选派得力干部和技术骨干，加强党的领导，广泛发动依靠群众，强化思想教育和企业管理，提高了广大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贯彻执行勤俭办企业的方针，渐次有序、如火如荼地开展恢复建矿工作。从1950年到1960年的十年间是利国铁矿生产的最鼎盛时期，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成为中型的露天矿山。我从1950年进矿到1959年调往曲靖市冶金系统工作，正是这一段铁矿快速发展时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回顾起来，至少有五个方面或许会对现实与今后的工作有所启示和借鉴吧。

加强党建工作，健全组织机构。1950年我们来到矿上时“罢工事件”的影响还未消除，上级派来的工作组针对调查发现的政治工作薄弱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的指导意见，由原来的党支部扩大成立了矿党总支，从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正式开始。1953年经山东分局批准成立了中共利国驿铁矿委员会，建立了采矿场队、矿部机关党支部和职能科室。在健全党的组织机构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赵镜如同志任党委书记期间，重点抓党建工作的建章立制，全面开展对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党委研究制订了“政治报告员”制度，我作为被选定的“报告员”之一，在赵书记的带领下定期到场队车间向全体职工宣讲党的方针政策、时事政治，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启发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在民主补课、忆苦思甜、“三反五反”等教育活动中，工人们全神贯注地听讲，激愤发言揭发控诉黑心矿主和封建把头欺压工人的罪行；在发扬爱国主义、支援抗美援朝活动中，全矿职工增产节约自发捐献“利国号”战斗机等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与此同时，注重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在职工群众中发现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发展符合条件的优秀分子入党，逐步壮大党员队伍。在全面提高全矿干部职工思想觉悟的基础上，生产计划指标年年超额完成，实践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提高生产能力，形成产业规模。利国铁矿采矿历史悠久、矿石质量优良，在建设新中国工业体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也是怀着“建设新矿山，为社会主义做贡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身到矿山建设中来的。恢复建矿之初面临的是“四无”的情况，即一无地质资料、二无规划设计、三无机器设备、四无国家投资，真正是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当时的采矿生产是手工操作、爆破钻孔是铁锤钢钎、搬运矿石是筐装人抬、排水清坑是肩挑手提，完全是原始的人工劳作。复建工作是从勘察设计起步的，专门成立了勘探队进行全域性的地质调查，在国内地质学者和苏联专家的直接参与指导下，仅用三年时间就探明了矿藏储量，形成了规划设计。为把蓝图变成现实，矿党委成员率先垂范，团结带领全矿职工同心协力、大干快上，新华日报刊登题为《书记一马当先，干部奋起力追，利国铁矿大搞试验田》的报道，介绍矿党委成员跟班劳动的事迹。1953年实现了矿区供电，1957年全矿基本实现了小型机械化开采，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建成了中型规模的矿山骨干企业。

建设保障设施，关心群众生活。建矿之初的办公设施和生活设施非常简陋，可以说是“一穷二白”。矿部办公挤在几间破旧的石墙平房里，集体职工都是搭窝棚居住，带家属的干部职工大多租住周围农民的房屋，就连生活用水、用电等基本的保障设施也是自力更生、因陋就简逐步解决的。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是“先生产后生活，艰苦奋斗，勤俭建矿”，职工群众的工作热情还是十分高涨的。随着生产建设的不断发展，矿党委在学习领会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理论的指导下，从1953年起加大对生活保障设施的投入，集中财力陆续建造职工住房、食堂、浴室、医院、商店、托儿所等集体福利设施，改善民生，促进生产。与此同时，按照“加强工农联盟，推动经济发展”的要求，矿党委在政治上密切与当地镇村党组织的联系，吸收镇村干部参加矿党委、场队支部的活动，交流工作情况，统一思想认识，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经济上支农惠农，将一些生产辅助项目承包给镇村，增加农村经济效益，互惠互利，增进工农感情。农忙时节组织干部职工帮助村民抢收抢种，遭遇自然灾害时抽调机器设备抢险救灾；1957年秋天特大洪灾发生后，在生产、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全矿干部职工响应党委号召为灾民捐助了救济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工农互助、同心协力的局面，加快了矿山建设的步伐，也是协调矿乡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

选树标兵模范，提升职工素质。建矿初期，工人中文盲和半文盲的比例占绝大多数，干部中懂得企业管理的也为数不多。针对这种状况，1952年成立了职工业余学校，重点进行扫盲教育和技术培训；同时开办了两个干部特别班，加强企管业务的学习进修。其后又成立了职工教育委员会、教育科，强化对职教工作的领导和管理；至五十年代后期，全矿职业教育工作完成了阶段性任务，普遍提升了工人的技术水平和干部的管理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爱矿如家、爱岗敬业”等教育活动和劳动竞赛，全矿干部职工提高了思想觉悟、激发了工作热情、增加了工作干劲。一时间“比学赶帮超”蔚然成风，涌现出－批先进人物，形成了“场队有标兵，矿上有模范。人人出大力，个个做贡献”的生动局面。其中印象深刻的有大搞技术革新解决生产关键难题的彭广营，创造阶梯采矿法提高生产效能的徐成明，以及在不同工作岗位取得显著成绩的邢智慧、刘恒进、杨士业、张儒生等同志，他们都曾荣获了全国、省、市劳动模范。我在参与采写他们的模范事迹过程中，每每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由此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通讯报道发表后都引起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为利国铁矿工人队伍争了光、添了彩。

注重总结经验，建强干部队伍。我在利国铁矿工作期间，企业的隶属关系、机构沿革已有多次变化，干部人事也进行了多次调整。从1953年成立党委起我一直在班子里工作，首任书记赵镜如同志调离后，于德海同志和我连续三届担任书记、副书记。这种“不确定状态”也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毕竟是处于建矿初始阶段，许多工作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矿党委响应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遵循毛主席“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的教导，班子成员带头深入矿场车间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三同”实践活动。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法原理，及时发现总结出了一大批创新性的工作方法和措施制度，一时间成为“出经验的高产地”。1956年3月赵镜如书记作为优秀企业代表赴京参加重工业部工作会议，受到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利国铁矿还多次受邀在全国冶金系统和省市工业部门召开的会议上介绍经验做法，并先后来矿举办现场会观摩推广取得的工作成果。省市新闻单位派驻专职记者常年跟踪报道，《新华日报》、《黑钢日报》经常刊文宣传矿上的生产成绩和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1958年的《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群众加技术所向披靡》、《利国铁矿制定全面技术革新纲要》两篇文章，一个矿山企业一年内两次被《人民日报》宣传报道是非常难得的，也更让利国铁矿的工作经验声名远播。在当时的政治生态和工作环境中，领导和同事之间、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团结融洽的，勤奋务实为矿山建设做贡献的工作作风和目标是一致的，班子的领导力和队伍的战斗力是坚强的，因此才会出成绩、出干部。与我同时期在利国铁矿工作的很多老领导和老同事先后被调往凤凰山、马鞍山、攀枝花等大型冶金矿山企业担任主要领导或技术骨干，为建国初期工业基础建设和干部队伍输送了优秀的人才资源。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回首我已度过的九十五个春秋，在利国铁矿工作的九年时间并不算长，然而它却是我投身新中国建设的起点，这一段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奉献青春年华的人生历程是刻骨铭心的。我于1994年从云南省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省政协常委岗位上离休，距今已有三十年了；我在离矿到离休的几十年间，一直和当年在利国铁矿工作时的老同事、老职工保持着联系，十分珍惜这份深情厚谊，也曾多次回矿探访，关注铁矿的发展变化。前不久我的大儿子应邀回徐参加文化活动，利用观摩利国村文化建设的机会，专门到矿上参观拍摄了生产现场的视频、照片，并带回了宣传资料。看到如今黑钢铁矿集团科学发展、充满生机的崭新面貌，作为一名“老利国铁矿人”甚感欣喜；衷心希望这座誉满中外、具有光荣传统的古老矿山，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创造更加辉煌的业绩。最后，我以一首自撰的韵文抒发对利国铁矿的深厚情怀：

烽火少年渤海边，

守土抗战小英男。

千里远征敢当先，

南下建设新矿山。

光阴易逝豪情在，

年逾九旬志益坚。